越来越多中产,卖了房子买了保险!
保险经纪人杨丹丹有个单身客户,在前不久卖掉了一线城市的房产,一部分买了增额终身寿险,还有一部分回到老家购置了一套房子。
这名客户对杨丹丹说:“有住的地方,有稳定的现金流,她计划过两年就躺平,开启她现金流范围内有质量的生活。”
难道,对很多中产家庭来说,保险正在成为接棒房产的一种资产?
事实上,卖掉一套全家人生活了几十年的房子,把钱拿去买保险,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。
去年年初,也选择了“卖房买保险”的尼尔就深有体会。
房子、股票与基金,不再是首选
大学毕业后,尼尔曾在地产行业工作过近五年,本职工作是用户运营,主要聚焦于提升服务质量,提高用户满意度,后来变成了营销和销售。
从业的时间里,尼尔见证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,也亲历了行业的衰退,“需求下降,竞争恶化,大批裁员”。
好的是,尼尔对盐财经表示:“我是在商业地产行业,较之于房地产行业受到的冲击可能还少一些。”即使已经离开地产行业,他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房地产行业的变化。
早在疫情前,尼尔和父母提出卖房想法时,最先遭到了全家人的不解:“房子当时依靠出租也能有收入,家里人也对房子有很深的情感。只是眼看着它的资产价格不再上涨,后面也极大概率要往下跌,租金是弥补不了资产价格的下降的。”
此后的三四年间,尼尔开始不断向父母科普楼市最新情况,加之媒体对楼市情况铺天盖地的报道,父母的观点发生了改变,尼尔自己也越发坚定。
2022年底,全家人达成一致:房子,是时候卖了。
赶在2023年年初的楼市“小阳春”,尼尔家的房子卖出了还不错的价格。事后,身边的亲友都会来夸赞说,他有先见之明。
老破小卖掉的钱,除了用于银行定期储蓄和日常备用外,剩下的则由尼尔为父母配置了储蓄型保险,一种结合了储蓄和保障功能的人寿保险产品。投保人通过缴纳保险费,既可以获得一定期限的风险保障,又能通过退保或者领取年金享受回报,实现资金增值。
“房子卖掉后所置换的东西,一是要求稳,二是要有长期的增值效应,当时就考虑了储蓄型保险。”尼尔告诉盐财经记者。
相较于当前稳健的资产管理方式,尼尔在早些年其实是个风险偏好者。他在本科时,就开始接触炒股。
尼尔笑着说:“年轻的时候可能火气盛,觉得自己肯定是天才,无论是投资,还是投机,都干过,虽然没亏到爹妈不认,但该交的学费也都交了。”
他现在仍在炒股,但和早期的策略全然不一样了——炒股所用资金不会超过个人储蓄的30%,相较于早期钟情的个股,尼尔现在更青睐指数基金,相较于前者,后者投资于多只股票,风险更为分散;在股市所赚到的钱,也多半被用于投资保险。
2022年,小孩出生,家庭开销骤然变多,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尼尔更加需要保障财务和管理风险。他决定投保、加保。
仅在2022年一整年时间,他陆续给自己配齐了各种保险。
据尼尔统计,目前,他个人有12份保单,整个家庭共计20份保单。
“二十几岁时,会默认潇洒快活的状态能够一直持续下去,但这几年,能明显感受到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,需要给自己去铺一个安全垫。”尼尔告诉盐财经。
“等老了用它来乘凉”
杨丹丹目前和丈夫在云南旅居,也有卖房的打算。
他们想要卖掉在成都的房子,抽取其中三分之一的房款为先生追加商业养老年金,剩下的钱则在喜欢的城市添置一套养老房。
她说,她从30岁就开始规划养老生活了,她和丈夫也都为自己购置了为期20年的商业养老年金,每年各缴纳三万元保费。
杨丹丹介绍,现在就在为养老做准备,主要还是基于当前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大背景,加之她和丈夫的工作原因,两人缴纳社保的薪水基数并不高,退休时所能拿到的退休金远不足以维持当下的生活水平。
杨丹丹的担忧不无道理。
1994年,世界银行首次在《养老金的养护》报告中提出养老金运营的“三大支柱”,分别为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(第一支柱),强制性的个人储蓄账户(第二支柱)和自愿性的个人储蓄和企业退休计划(第三支柱)。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也围绕该模式构建的养老保障体系框架。
然而,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《2022中国商业养老服务市场发展研究报告》数据显示,中国的养老保障现状是严重依赖第一支柱,第二、第三支柱发展不平衡。
与此同时,第一支柱也在面临发展可持续性的问题。
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截至2023年末,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近3亿人,占全国总人口的21.1%,其中,65岁及以上人口超2.1亿,占全国总人口的15.4%。
不仅如此,国务院发布的《“十四五”国民健康规划》数据显示,预计203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超过80岁。
换句话说,等待领取公共养老金的人预计越来越多,能够缴纳公共养老金的人却可能越来越少。
考虑到未来养老的不确定性,孟雯雯也给自己配置了商业养老年金。每年15000元的保费,缴纳10年,从她60岁起,每年可以领取21000元左右。
这意味着,若她活到了85岁,可以拿回超52万,而实际缴纳的保费只有15万。孟雯雯说:“我比较担心自己的退休金在以后会打折,我也不知道这2万多,在几十年后还能值多少,即便无法作为养老补充,作为专项旅游基金也很好。”
在杨丹丹看来,商业养老年金,实际上就是“现在栽一棵树,等老了用它来乘凉”。
这样想的人,远不只是杨丹丹。
据最新公开数据,2023年末,保险公司总资产29.96万亿元,同比增长10.4%,年度原保费收入站上5万亿元平台。商业养老年金从2023年1月起在十省(市)启动试点以来,已累计开户超过59万个。
年轻人买保险,不用劝
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,杨丹丹能明显感觉到弥散在咨询者身上的健康焦虑、金钱焦虑和养老焦虑。保险不再只是中产家庭的选择,年轻人也开始纷纷购买各种保险,从医疗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到重大疾病险,甚至是养老年金险。
可以说,保险不再仅仅是一个金融产品,更成为年轻人面对生活不确定性的心理支柱。
“‘90后’和‘00后’大部分都是来咨询意外险、医疗险和重疾险的。”杨丹丹说道。
她所经手的年轻客户,有不少身体状况复杂的群体,“甲状腺癌、乳腺结节这些病,都很常见”。
“00后”王悦在本科读书期间,为自己投保了包括医疗险、意外险、重疾险等在内的多份保单。“当时就觉得自己身体不太好就去买了,加上大学生群体本身风险水平低,因此保费很低,保额比较高,是很优惠的一个选项。”工作后,王悦还为父母配置了百万医疗险,“主要就是买个安心”。
受疫情影响,接连错过秋招和春招的孟雯雯在2022年阴差阳错来到保险行业。没入行前,她总觉得保险常和“骗人”绑定在一起。
“家里有亲戚做保险代理人,总会拉着我爸妈买保险或是去产销会上听讲座,我就觉得,这个东西如果好的话,为什么得这样让别人去买?”
在入行后,孟雯雯对保险的观念完全变了,在现在的她看来,对于几款保障性强且保费低的保险,每个人最好都要配置。
由于公司为其配置了团体保险,孟雯雯还给自己补充了额外的重疾险。“但凡离职,公司购买的保险提供的保障就会中断。我额外购买的重疾险,只要不退保,能够保终身;如果生病了,保额可以作为补充收入;若没有生病,到期后可以取出全部保费。”
她补充道:“用利息来保障身体状况,我觉得比较值。”
孔奕霏在两年前也为自己加保了重疾险。
上一次投保,是在2016年,当时她接了个保险推销电话,“稀里糊涂”地就决定投保了,每月只需交几百元保费,交十年保障二十年,保额16万元。选择加保的重要原因,是孔奕霏决定离职。
秉持着“可以裸辞,但不能让未来的人生裸奔”的信念,像孔奕霏一样的年轻人,甚至已经开始自己通过各类社交平台研究起了保险。
无论是现在,还是十多年前,早早为自己配置保险的年轻人,多是怕“万一”的到来。
比如,杨丹丹自己的第一份保险也是在20多岁时购置的。2012年,杨丹丹的母亲被查出乳腺癌,化疗一次的费用是5000元。那时,杨丹丹刚工作不久,每月工资远不到这个数。
同一病房里,只有新农合(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)的患者时常唉声叹气,而有商业保险的另外三位患者,由于经济压力小,心态也都比较好。也是在那时,杨丹丹意识到了保险的重要性。但当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,投保的事情搁置了。
在经济条件好转后,杨丹丹相继为自己和家人加保了各类险种,共计超过十份保单,每年需缴纳近10万元的保费。
李诺第一次给自己购置保险时间要更早些。2009年,他给自己选购了一款每年需缴纳7000多元保费的重疾险,那时每月到手工资也不过才2000多。
问及原因,李诺回答说,就是“怕”,“那时经常会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有人身患疾病,治疗费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。我那时一个月工资才2000多,根本不可能应对”。
再往回溯,这种“怕”在很早之前就埋下了。
李诺来自农村,上高中时,哥哥骑摩托车摔了,需要三四万医药费,但是借遍亲戚也凑不够,最终只能通过贷款凑钱。
2005年,他刚参加工作,每月工资1200元,但到手只有300元,老板说其余会在年底统一发放。工作不到半年,小姨有天打来电话,想要借2000元给小儿子看病,但他拿不出来,无奈前去老板预支工资。
“我是农村的,我父母都是农民,他们好不容易把我供到大学毕业,在城里工作,万一我自己得了什么比较重大的病,那就又一下子打回原形了,保险相当于有了个托底。”李诺感叹道。